中国反腐70年的历程证明，党的领导是反腐败斗争根本保证。古今中外反腐实践证明，历史周期律不只是中国历史上的兴衰治乱、往复循环，也是世界政党政治中执政在野、上台下台的历史写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地破解历史周期律的魔咒，就在于能够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和壮士断腕的精神，在刮骨疗毒中解决了自身在思想作风和消极腐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才能一次又一次实现了凤凰涅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我国，领导反腐败斗争的重任，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承担。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中华民族将是一盘散沙，反腐败就会走上邪路、弯路、退路。

党对反腐败斗争的领导首先是思想和政治领导。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全部理论，以回答为什么必须反腐败作为逻辑起点，并把这一思想贯穿始终。打铁必须自身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毫不动摇反对腐败。我们党坚持用这一思想武装全党，引领人民，使全党和全国人民认识到，反腐救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必须决战决胜。面对腐败易发多发的严峻形势，我们党和党的领袖的态度、决心、勇气，不仅是决定反腐败斗争胜负的关键而且是克腐败而制胜的强大动力。

党对反腐败斗争的领导必须落实在主体责任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对反腐败斗争的领导，必须全党动手，细化责任、以上率下，层层传导压力，级级落实责任；但首要的是落实党委主体责任。主要是加强领导，选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现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领导和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当好廉洁从政的表率。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各级党委书记要尽到反腐败“第一责任”，对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这些重要论述表明，在这个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必须说明白话、做明白事、做明白人，把主体责任记在心里、扛在肩头、抓在手上。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书记第一责任，既抓住了反腐败斗争的“牛鼻子”，又抓住了反腐败工作的整个链条，对于推进反腐败斗争具有重大意义。

以人民为中心是反腐败根本价值取向决定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反腐败，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个把以人民为中心铭刻于心的政党来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正是有人民这一最深厚、最强大、最坚强的不竭力量之支持，我们党才能一次又一次地打赢反腐败这场正义之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腐败问题对我们党的伤害最大，严惩腐败份子是我们党心民心所向，党内绝不会允许有腐败份子藏身之地。这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坚决查办案件，不是要和什么人过不去，而是要严肃法纪。如果是你先同党和人民过不去、同党纪国法过不去，而我们不讲原则让你过去了，党和人民、党纪国法是不会答应的。并强调“必须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各类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不仅直观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更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真挚为民的政治情怀，体现了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追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仅要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扑下身子深入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同时要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的监督，积极推动党内监督主体和人民群众互动，积极推动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内容贯通，积极推动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形式对接，积极推动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机制协调，不断增强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自觉接受监督意识，养成在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监督之下工作、生活习惯，真正做到把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起来。要创新监督方式手段，促进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有机融合、精准高效。要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兴起，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及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广泛发动人民群众运用网上监督、网上举报等多种形式，积极畅通人民群众建言献策和批评监督渠道，充分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作用，形成人人要监督、人人愿监督、人人敢监督的良好氛围。

标本兼治作为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体现了腐败治理的基本规律。新中国成立70反腐败实践证明，什么时候治标和治本的关系处理得好，反腐败斗争就会取得人民满意的实效。而既往反腐败斗争成效不尽人意，恰恰是在治标与治本的关系上出了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治标不松劲，不断以治标促进治本，既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也正心修身、涵养文化，守住为政之本，将治标与治本有机统一于反腐败工作实践，实现了由腐败与反腐败胶着形态到取得反腐败压倒性胜利的转变。事实说明，坚持标本兼治的基本方针，就要坚决克服治标忽视治本或治本忽视治标的片面思维模式，防止把治标与治本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思维。在实践中坚持以打促防、惩防并举，做到惩治腐败力度决不减弱、零容忍态度决不改变，坚决铲除腐败这个致命的“污染源”；以驰而不息的恒心和韧劲，做到治标不松劲，不断以治标促进治本。

反腐败标本兼治必须制定和实施管用的战略策略,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重要经验。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司其责、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新时期反腐败斗争奠定了坚强的组织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确立了现阶段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贏得主动的战略决策。并立足于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科学判断，提出了从不敢、不能到不想的三步走战略布局。反腐败“三不”战略的确定和责任主体的强化，从根本上解决了新时期反腐败工作“船”和“桥”的问题，使中国特色的反腐大业由此走上了稳步推进、科学发展的道路。

坚持标本兼治的基本方针，要正确处理反腐败各要素间的重大关系。比如，在作风建设与惩治腐败的问题上，认清前者是固本强基之举，后者是刮骨疗毒之策；在拍“苍蝇”和打“老虎”的问题上，认清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就会养痈贻患，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就会越反越腐；在建章立制与制度执行的问题上，认清前者是反腐的基础，后者是反腐的关键；在国内反腐与国际反腐的问题上，认清腐败是全世界的共同敌人，切实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决不让国外成为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在反腐败体制机制上，既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又用好“巡视巡查”和“派驻全覆盖”等行之有效措施；在反腐败法治资源上，既要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又要充分发挥刑事法律的治理功能，既要从严惩治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又要贯彻认罪认罚、宽严相济的原则等等，不断增强反腐败斗争的系统性、创造性和实效性。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反腐败斗争的历史演进，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从重“人治”走向重“法治”的探索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的重要思想得到较好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在反腐败工作领域得到重要体现，中国反腐由此迈向法治反腐新征程。法治反腐就是通过制定和实施法律，限制和规范公权力行使的范围、方式、手段和程序，创设公正、透明的运作机制。法治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法治反腐是反腐败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方式抓手的重大变革，是有效遏制腐败的必由之路。而推进法治反腐重要抓手，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良法善治”，这既是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客观要求，又是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必然要求。

法治反腐要加强“良法”建设。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从指导思想、领导体制和机构设置上为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最高的法律保障。新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取代了《行政监察法》，通过将监察对象扩大到所有公共权力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实现监察对象全覆盖。扩大监察范围，明确监察职责，赋予监察机关更加有效的监督方式，从而汇集和表达人民群众的反腐意志和期待，形成与惩治和预防腐败相适应的强有力的法律利器。在此基础上，要以监察法为基础，制定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不断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形成完备的反腐败法律规范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高效的法治反腐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反腐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反腐保障体系。

实现反腐败的“善治”，就是要提高执纪执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纪检监察机关要依纪依法把监督执纪问责与监督调查处置贯通起来，不断提高，运用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立案审查“四种形态”的能力和水平。坚持在运用第一种形态上下功夫，抓早抓小、动辄则咎，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运用好第二种、第三种形态，对大多数轻微违纪违法者施以党纪政务轻处分、少数违纪违法者施以党纪政务、重大职务调整等重处分，体现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第四种形态对涉嫌严重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极少数，既要态度坚决依法惩治，又要实现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务必搞准。在查办职务犯罪过程中，坚持以程序正义为基础，以实体公正为主导。强调客观公正地查办案件，尊重和保障嫌疑人的合法权利。要认真研究和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增强办案的客观性和准确性，确保案件经得起历史检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有两大主题，一是改革开放，一是依法治国。两大主题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一方面，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产生了对法律的需要，推动了法治的建设和发展；另一方面，法治适应了改革开放的需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引航。要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使改革因法治而得到有效推进，使法治因改革而得到不断完善；坚持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统一、相衔接，把改革决策同立法决策结合起来，将改革和法治同步推进。法治框架下的反腐败斗争，既是法治的必然要求和法治的重要引领，又是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和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坚持改革和法治的“双轮驱动”，就意味着要坚持深化改革和法治反腐的“双轮驱动”。

全面深化改革是反腐败源头治本的根本举措。改革开放40年来，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涉及到优化公共权力的合理配置，压缩权力腐败的空间这一重大课题。我国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总体上符合我国国情，但也必须看到，我国的权力配置和结构不尽科学，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之间有的没有形成有效制约，有的权力过于集中，有的权力边界不清晰，有的权力缺乏法律规范，有的权力监督制约乏力，各种监督不能形成有效的合力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凸显我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体制、制度和机制建设刻不容缓。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推出重大改革举措共计230多项；有效破除束缚依法治国和法治反腐实践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立法不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权力腐败、监督疲软、人权保障不力等突出问题。

完善反腐败治本措施必须在新的起点上深化监察体制改革。党的十九大提出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把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列在深化党中央机构改革方案第一条，形成以党内监督为主、其他监督相贯通的监察合力。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已经显示出多方面成效：加强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优化了反腐败资源配置，实现了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实现了对公权力监督的无死角、全覆盖，解决了过去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不同步、部分行使公权力人员处于监督之外的问题；新体制的治理效能充分发挥，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的标本兼治综合效应更加显现。　

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两个大局，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之一。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为我国法律与世界规则衔接、融入法律全球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截至2019年1月，我国已经与法国、意大利等50个国家签署了双边引渡条约，签订多项民事、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等反腐败国际条约，加强了以追逃追赃为重点的反腐败国际合作。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规则变革为动力，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建设国际法治，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站在全球腐败治理的高度，构建国际反腐合作网络，消弭反腐合作中的各种分歧和制度差异、地缘政治争端为国际反腐败事业贡献中国智慧。2016年G20杭州峰会《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的一致通过、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的成功设立、《二十国集团2017—2018年反腐败行动计划》的切实制定，以及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北京反腐宣言》的共同发布、反腐执法合作网络在中国的落户，无不体现了中国基于共同遏制和全球治理腐败的目标共识，构建国际反腐败新秩序展示出的强大国际影响力。

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实践证明，加强国际合作必须抓好对国际条约等法律规范的研究和实施。在反腐败执法中，加强职能部门与有关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在调查腐败案件、抓捕外逃涉案人等方面紧密配合，确保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等执法措施及时高效。在引渡实施中以双边条约、多边条约或互惠为基础，积极争取涉案人所在地国的支持，将涉案人引渡至国内进行追诉和处罚。在司法协助上根据双边条约、多边条约或以互惠为基础，在对条约或协定等所涵盖的犯罪进行的侦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相互提供最广泛的司法方面的协助。在“被判刑人的移管”上，依据本国法和我方提供的证据，对我国外逃人员进行定罪判刑后，将该外逃人员移交我国服刑。在资产追回上，对贪污贿赂等犯罪嫌疑人携款外逃的，通过与有关国家、地区、国际组织的合作，追回犯罪资产。在信息交流上，与有关国家、地区、国际组织之间，发展和共享有关腐败的统计数字、分析性专门知识和资料，以及有关预防和打击腐败最佳做法的资料等。

加强国际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是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基本要义。“国际追逃”要充分运用双边条约、多边条约或以互惠为基础，将涉嫌犯罪人员引渡至国内进行追诉和处罚。同时运用好遣返、劝返、异地起诉等是引渡之外的替代措施。通过剥夺外逃人员居留地位并强制遣返至我国或第三国，外逃人员被定罪判刑后强制遣返、递解回国接受法律制裁，对外逃人员进行说服教育，使其主动回国接受追诉、审判或执行刑罚等实现追逃的目的。“国际追赃”要多策并举，包括：通过提请赃款赃物所在国查询、冻结、扣押、没收、追缴、返还涉案资产，组织受害人或受害单位在赃款赃物所在地国，通过民事诉讼方式追回犯罪资产；在我国国内启动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国际防逃”要完善防逃措施，做好对党员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情况的抽查核实。执法司法机关要设置防逃程序，。对重点对象及时采取监控措施，让企图外逃分子“触网”回头。加强反洗钱工作。

加强反腐败执法执纪队伍建设，是中国反腐70年探索前进的力量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纪检监察干部要增强专业能力，强化纪法思维特别是程序意识，主动接受组织监督，在遵纪守法、严于律己上作表率，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充分说明从事反腐败的纪检监察工作，既是政治性很强的专业工作，又是专业性很强的政治工作。在反腐败斗争进入巩固发展压倒性胜利的新时代背景下、必须把政治建设和专业化建设统一于反腐败执纪执法机关自身建设实践，打造不负时代的反腐败执纪执法铁军。

反腐败执纪执法者必须讲忠诚。对党的绝对忠诚，要害就在“绝对”两个字。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绝对忠诚，就要把忠于党的领导核心作为各项工作的价值依规，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对党的绝对忠诚、对人民的绝对忠诚、对宪法法律的绝对忠诚结合起来。而“监督者”的角色设定注定其属于“孤独类人群”，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必须要守住“干净”这个底线。对于执纪执法者而言，勇于担当既要在面对难题时勇于承担，不临阵脱逃，自己的问题要自己负责，用独挡一面的面貌去面对挑战；又要在处理问题有勇气有气魄，拿得起放得下，用新思维新方法去应对，不陷入固步自封的泥潭沼泽。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能力水平，秉持执法为民的情怀，就能确保惩恶扬善的反腐利剑永不蒙尘。

纪委监察委在党和国家机构体系中是唯一的专责机关，“专责机关不仅强调监察委的专业化特征、专门性职责，更加突出强调了监察委的责任，行使监察权不仅仅是监察委的职权，更重要的是职责和使命担当。”因此，对于国家监察委的工作人员，应当建立一套与专责机关的工作职责相匹配的监察官制度。既要探索建立纪检监察干部资格准入制度，稳妥推进监察官制度建设，确保新进人员具备基本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又要严肃试用期考察的初衷，避免“走过场”，在实际工作中检验纪检监察干部工作能力，坚持德才兼备标准，完善试用期考察制度。还要加强对纪检、监察、法律等方面专业知识的考试，完善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选拔机制。同时，对纪检监察干部专业能力的考察，应严格按照选用标准和程序，注重遴选具有纪律、法律等专业知识储备的人员，完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专业结构、知识结构。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反腐败法治化规范化的需要，肩负起宪法法律、党章党规赋予的法定职责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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